有一只100万年也不死的猫，其实它死了100万次，又活了100万次。是一只漂亮的虎皮花猫。有100万个人宠爱过它，有100万个人在它死的时候哭过，可是它连一次也没有哭过。

猫曾经是国王的猫。猫讨厌国王，国王总是发动战争，还把猫用一个漂亮的篮子装起来，带到战场上。有一天，猫被一只冷箭射死了。国王捧着猫哭了起来，仗也不打了，回到了王宫，把它埋在了院子里。

猫曾经是水手的猫。猫讨厌大海，水手带它走遍了全世界的大海和全世界的码头。有一天，猫从船上掉了下来淹死了。水手用网子把猫捞了上来，抱着它大哭起来，把它埋到了一个遥远的港口的树下。

猫还曾经是一个魔术师的猫、曾经是一个小偷的猫、曾经是一个孤零零的老太太的猫、曾经是一个小女孩的猫，它被锯死过、被狗咬死过、老死过，还被背孩子的带子勒死过，不过，它已经不在乎死亡了。

后来，猫就谁的猫也不是了。它成了一只野猫。它头一次变成了自己的猫。它最喜欢自己了，漂亮的虎皮花猫终于变成了漂亮的野猫。母猫们都想嫁给他，有的给它大鱼，有给它上等的老鼠，它说：“我可死过一百万次呢！”它比谁都喜欢自己。

只有一只猫连看也不看它一眼，一只美丽的白猫。它走过去说：“我可死过一百万次呢！”“是吗？”白猫只说了这么一声。它有点生气了，因为它太喜欢自己了。第二天、第三天，它都走到白猫的身边，说：“你还一次也没活完吧？”“是吗？”白猫只说了这么一声。有一天，它在白猫的面前翻了三个跟头，说：“我呀，曾经是马戏团的猫呢。”“是吗？”白猫只说了这么一声。“我呀，我死过100万次……”说到一半的时候，它问白猫，“我可以呆在你身边吗？”“行呀。”白猫说。就这样，它一直呆在了花猫的身边。

白猫生了好多可爱的小猫。它再也不说“我呀，我死过100万次……”了。它比喜欢自己，还要喜欢白猫和小猫们。

小猫们很快就长大了，走掉了。它满足地说：“它们都成了出色的野猫啦。”“是啊。”白猫说，嗓子眼儿里发出了温柔的“咕噜咕噜”声。白猫已经成了一个老奶奶了，它对白猫更温柔了，它想和白猫永远地活下去。

有一天，白猫在它身边静静地不动了。它哭了起来，从夜里哭到早上，又从早上哭到夜里，它哭了有100万次。一天中午，它的哭声停止了。它在白猫的身边静静地不动了。

猫再也没有起死回生过。

前些天偶然看到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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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对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四个城市的公司人进行了快乐调查，调查中呈现了各种有趣的问题。比如大多数人认为快乐和钱关系不大，但是调查的统计结果表明，收入更多、资产更多的人要更快乐一些。而各个城市间的比较显示，平均收入较高的北京、上海快乐程度要大于深圳，而相对平均收入较低的重庆的快乐程度又稍稍高于北京和上海，看来快乐感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有一定的封闭性。

在调查中还显示，女性公司人的快乐程度要远远小于男性公司人，快乐程度也和年龄有一定关系，快乐程度在30岁以前的那些更年轻一点的人中，随着年龄增大呈现下降趋势，在30岁左右—也许这个年龄太有象征意义了—人们的快乐水准陷入低谷，而过了三十岁，公司人的快乐程度又开始慢慢攀升，但曲线的平滑程度要远远高于30岁以前的。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认为自己不快乐的人都认为以前更快乐，大部分受访者都指出自己的伊甸园是大学时代或者中学时代，还有一小部分认为小学时代是最快乐的时光；而认为自己现在比较快乐的人，普遍认为以后的自己会更快乐，这部分快乐的公司人认为在5-10年后肯定会比现在快乐得多。不过总的来说，被调查公司人普遍认为以后会变得更好一点，即使是不快乐的公司人，也会认为在以后的时光中自己的运气会更好一点。

被调查公司人中，认为自己不快乐的占到35%，认为自己一般快乐的占到40%，有25%的公司人认为自己不错或者很快乐。感到快乐的人少，可能与现在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关，但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作过诸如此类的调查，所以没有对比样本。

而公司人快乐与否和其所从事的行业关系似乎就很简单了，工作压力大的行业快乐程度就偏低，公司人也普遍把“钱多事少责任轻”作为快乐的一个目标，当然在一个越来越充分的市场中，这种利基越来越难持久了。

另外，在公司人最快乐的事的调查中，显现出了当代公司人还是比较“庸俗”的，因为80%多的回答与钱和享乐有关。还有10%左右的公司人的回答非常能上得了台面，他们认为最快乐的事都是正大光明的，涉及孝道等伦理责任，这些观点主要来自于北京30岁以上的公司人，可能是把快乐和幸福混淆了。在我们的定义中快乐其实更像是一个生理名词，就像传统意义下所描述的，快乐是人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时，生理、心理上表现出的一种反应。而幸福的含义更加社会化更加理性，比如有人会认为在吸毒时很“high”、很“快乐”，但是没听说过一个人说吸毒很“幸福”的。当然，在调查中我们没有完全说明这种区别也是个失误。但是，再怎么富有责任感的公司人的回答中也没有出现对完成家庭外部的责任感到很幸福的答案，比如“祖国富强我很快乐”“公司发展壮大我很快乐”之类的情况。

当然，在这次调查中，我们选取的样本比较小，只有256人，所以本次调查基本不能作为一种科学的证据来呈现，另外调查样本中行业选取也有些狭窄，更多地集中在IT、金融、传媒等行业，对传统制造业关注不够。而且调查的人群也偏年轻，他们的年龄在25岁到37岁之间，这在中国现在的年龄归类上都属于青年。可能这个年龄群的选取也是调查中出现公司人总体对未来的快乐预期较好的原因。

你快乐吗？

在快乐调查中显示，中国大城市公司人的不快乐率达到38.7%，相对于感觉一般的33.9%和感到快乐的27.4%来说是最高的，虽然不能据此断定在现阶段中国公司人趋向于不快乐，但他们的情绪也的确令人忧虑。

在进行调查的几个大城市中，重庆的快乐比率最高，达到31.25%，而深圳的快乐比率最低是20%.这种快乐比率如果一定要说与金融危机有关，不免显得有点牵强附会，因为尽管深圳有很多出口加工企业，金融危机给他们造成损伤从而使当地公司人比较困惑于自己的前途并产生焦虑，但重庆也有很多类似的企业支撑着地方经济，同样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上海，快乐比率也达到了25%.

不过在调查中，这个快乐比率和公司人是不是其所工作地的原住人口倒是存在比较贴近的相关性。比如在被调查的几个城市中，房地产价格最高的深圳的快乐比率就比较低，而房地产价格相对较低的重庆公司人快乐指数就相对高一些。

快乐和收入的相关性

从情绪的角度来说，快乐和财富是无关的。因为快乐在情绪的“变态”中才会产生，快乐是因为人的某种欲望得到满足，比如一个亿万富翁不一定比一个普通人更快乐，因为亿万富翁的欲望满足频率不一定比普通人欲望满足频率高，反而富翁的生活因为社会关注度高而失去很多满足欲望的机会。

但是从统计上来说却并非如此，最近两位沃顿商学院的年轻学者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文章，他们直接比对了全球各国家年收入及快乐指数的资料，结果发现：年收入较高的国家的住民，永远都比收入低的国家要快乐，而且还没发现一个“快乐天花板”！高收入国家的人民会更快乐，可能是因为在一个更健全合理的系统中，个体会更充分地使自己意识得到体现；而有钱人的欲望会比穷人高频率地得到满足，则应该属于财富比较效应的作用。在信息发达而且经济发展迅速的社会，人们往往会因为别人挣的比自己多而气鼓鼓的，而且很难释怀。

在这次《第一财经周刊》所做的快乐调查中，也发现了这个规律，月收入越高的公司人感觉快乐的比率也越高。月收入在1万人民币以上的公司人中，感觉快乐的比率都超过了总体调查的平均值。而收入在4000以下的公司人总体感到快乐比率很低为9%.

当然，此次重庆的平均收入要比其他三个城市低不少，但是他们的快乐比率倒是最高的。这可能说明快乐和不快乐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形成的，快乐感的产生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比较。另外重庆地区的公司人快乐比率高，和当地的物价水平也有关系，很明显重庆的物价水平要比北京、上海和深圳低一些。

年龄越大快乐越贵，所以享受快乐应该趁年轻

此次进行快乐调查的公司人年龄阶段集中在25到37岁，从30岁以前的统计来看，公司人的快乐率是在下降的，而且在30岁左右下降程度还呈非常陡峭之势，过了30岁之后，快乐程度则是在慢慢上升，这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传统财务文化—也就是人到30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资产规模和家庭形式—对公司人的要求带来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公司人快乐比率下降。

在另一项，“你需要为你得到快乐支付多少钱”的调查中，虽然人们的思路呈现“信天游”的形式—有的很高比如1亿美金，当然，我敢肯定他没有1亿美金；有的很低，比如认为快乐根本不需要支付什么成本。这个调查从数字上也因此缺乏统计学意义了—但是，从趋势上说，可以看出公司人为快乐支付的最低成本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

这个现象大概就可以解释自古以来的那些训诫了，比如“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从理性来说，人是应该在年轻时候多“买”些快乐，主要原因是在年轻时候快乐的价格比较便宜。

从理财的角度来讲，如果把用充分的金钱去购买快乐说成是快乐的现货价格，公司人还要思考的是快乐的期货价格。这个期货价格中的变量应该包括，公司人的性格、收入增长预测等等，如果一个公司人要保留住快乐，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算出自己快乐期货价格的增长曲线，为了这个目标做出未来现金预算，然后用其他的钱进行投资和保险。

男人比女人更快乐，是因为男人的快乐更便宜

在调查中女性的快乐比率是22%，而男性的快乐比率是30%，这一结果和我们在现实生活感觉到的大体相符，但是快乐比率好像相差得大了点，也许在这次调查中我们碰巧多调查了几个“怨女”吧。

如果从财务上分析，女性比男性更不快乐是可以找到根据的。首先说到快乐的现货和期货问题，女性的安全感普遍要低于男性，所以女性更倾向于把钱去购买快乐的期货，因为她们普遍意识自己对快乐的要求价格上涨得会比较快，而对快乐的现货女性似乎更为吝啬，也正因为对快乐现货投入少，而造成“现在”快乐程度的降低。

对于女性达到快乐所需要的金钱，调查中显示普遍高于男性。在调查中，以购物而体会到快感的男性数量还不及有同样爱好的女性的零头。而从同一年龄男女体会到快乐所需要的金钱的对比上看，女性要比男性贵得多，这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愈演愈烈，在收入比较高的女性中，奢侈消费成为她们获得快乐的源泉之一。

在女性获得快乐需要付出昂贵价格的同时，女性公司人所能控制的财富又少于同龄的男性公司人—这种判断没有性别歧视，只是说明一个现实而已—这两种情况或许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女性公司人的快乐要少于男性公司人了。

对于女性来说，解决快乐不足的手段应该是提高快乐的现货投入，降低快乐价格增长速度，而且控制更多的财富；要做到这些，早点找个合适的快乐男人结婚是个好方法。

以前更快乐还是以后更快乐？

在快乐调查中，把最快乐时光归于大学时光的公司人占到被调查人数的40%—不论是现在快乐还是不快乐的—这很可能说明，大学时候的快乐价格，可能是人生中获取快乐相对价格最便宜的时候。

在财务状况上，认为以前快乐的人并没有明显地出现财务状况恶化的现象，相反，有的不快乐的公司人，比他们认为是很美好的那些年代的收入要高得多。

几乎所有的公司人都认为，以后会更快乐。即使是那些认为现在不怎么样的公司人，也认为自己在3年最多是在5年后会“转运”。

当然，“过上5年左右这个世界就真的变得更美好了”这种现象应该不会出现。如果从财富的角度来分析，事情还可能变得更糟。因为更多人的对快乐预期看好，如果快乐和财富的相关性如同我们所说的这么高，那么由于财富的稀缺性，而快乐在可想见的几年后也会相应地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人们为了满足当下的快乐感，在金融机构的怂恿下肯定会更多的透支未来帐户中的资产，信用消费在快感预期过好的情况下肯定会呈几何级数放大。

在和讯网2009年财经大预测的研讨会上，长江商学院周春生教授提到中国的最终消费比率在GDP中从2000年的60%下降到40%多，表明了消费者某种欲望的降低。而改变快乐的预期是提升欲望的一个好方法，比如政府适当提高国民快乐预期水平，同时对信用帐户采取放松的政策，相信消费需求肯定很快就会体现出来。

快乐肯定是一种正反馈现象，也就是说一个整体越快乐，它作用于近期未来的效果就是更快乐，所以快乐程度调查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国民经济先行指标。比如快乐指数异乎寻常地高，很可能是某种资产泡沫已经形成而且正在走向破裂的边缘，而快乐指数比较衰落的时候很可能是消费衰退，就业不振的经济低潮期。